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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
梅洛·庞蒂喜欢用手跟手的触摸来打比方：当我的左手和右手相碰触时，右手有碰触左手的感觉，左手有碰触右手的感觉，但这两种感觉却混沌而不可分——在这里，我身体的两部分互为对方的主体，也互为对方的客体，我的身体向自己显示自身，达到内在与外在彼此交融的状态。梅洛·庞蒂用“身体－主体”的概念，告诉我们身体和主体其实是同一个实在，身体既是存在着，被经验着的客体现象，又是经验着，意识着的主体。身体各部分主客关系的交替、可逆显示，便证明着我就是我的身体，我的身体就是我。物质和精神其实在我这里是同一的，并不是像笛卡儿等二元论者所宣称的那样，精神和肉体是平行关系或主宰关系。梅洛·庞蒂受胡塞尔“生活世界”的观念的影响较深。“生活世界”的观念宣称：我们用语言、用科学规律、用理性分析所描述的世界，是内在于意识的，经过了反思后的世界，而不是我们最初感知的世界本身。梅洛·庞蒂把“生活世界”的概念改造成为“知觉世界”。在我们用理性对这个世界进行反思、描述以前，世界其实就已经呈现在那里了——那是个最朴素的，最原初的、与人的知觉有最直接关联的生活世界。举个例子，我用手抚摸一块布料，就会立马有一种感觉呈现出来，那种感觉是不可言说的，是绝对真实的，饱满的知觉。但当我把这种感觉与抚摸其它布料的感觉进行比较后，当我在心里用语言来描述这种感觉后，那种感觉便已经经过了我们意识的改造，被赋予了规定性，可描述性——它已经不是原来那种真实饱满的知觉了，而是被抽象化为近乎单调的概念。梅洛·庞蒂认为，知觉是先于意识的，知觉材料并不是意识的对象，而是身体－主体与外物接触时，外物对身体－主体最原初的呈现。知觉事先于意识反思的。梅洛·庞蒂认为过去传统的理性主义和经验论者，所研究的那个有各种规定性的世界，是经过了意识反思的。反思并不是一种再呈现，而是一种主动改造——人所反思的那个世界，已经不是那个原初的世界了。这种反思会给哲学带来怎样的困境呢？就是——世界到底是本来就有的呢，还是我们人自己想象出来的？这就是实在论与唯心论的对立。在梅洛·庞蒂眼里，两派论者所争来争去的那个世界根本就不是生活中经历的那个原初世界，而是被反思了，被规定了的世界，是值得怀疑其真实性的。而在最真实的世界面前，所有哲学家都得保持沉默。那个世界就是“知觉世界”。知觉世界几乎是以顿悟的方式霎时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人的身体深深根植于世界之中，与外物“遭遇”、对话——这就是人的生活。由于身体就是主体，生活同时就被人所知觉。知觉的来源虽然是多种多样的，但它们最初都是无条件地被人感知的，是没有经过人的意识审查的，是先于意识的。所有这些知觉圆融为一个大的环境，大的背景，即“知觉世界”。知觉世界是一种先验的人的结构性生活，而不是一个纯粹实体。所谓结构性，就是说，知觉世界已经包含了生活中的一切事实形式，但这种结构性是模糊的，圆融的，不可言说的，是意识世界中各种事物规定性和可描述性的最终来源。这种先验结构，以自然世界的结构为基础，同时，人的精神主体性——包括人对他人的知觉，对整个文化世界的知觉（应该是文化潜意识吧），都被融合在自然世界中，使知觉世界成为了一个人意识活动的大背景、大环境。“知觉世界始终是一切理性、价值和存在（被描述的具体存在物）的先行的基础。”在我们使用概念做精确区分，在对其意义作出解释以前，意义就已经存在于知觉世界之中了。所以，知觉世界不是纯粹的外界环境，而是人的因素（包括生理的和文化的）和外物的因素相互能动作用的结果。故知觉世界不是被人纯粹创造，也不是被外界纯粹给予，而是一种人与外物的对话。在这里，人与世界彼此开放，全方位交流，交流的内容被记入知觉世界中。就好比两位学者对坐而谈，假如学者甲随身带了笔记本，可以随时记录谈话内容（象征人拥有感知能力），而学者乙无意记录（象征无感知能力的外物），但学者甲并不会只记录自己的观点，也不会只记录对方的话语，而是会记录双方互动的交流、交锋和共识。两位学者的地位是彼此平等的，无主客之分。知觉世界好比笔记本的记录，它不会单方面记录人或外物，而是会记录人和外物平等交流的双边过程——即人在世界上的的存在情况。所以，在知觉世界里，主体与客体的对立是不存在的。梅洛·庞蒂用世界的“肉身化”来说明外物与人的交流——人固然是知觉世界的前提，但在知觉世界里，人不仅能感知到自己的身心情况，而且能感知到外物的情况，就好像外物也被纳入了我的身体，我的身体向外界延伸。不过，就好似感知左手需要右手的触碰一样，感知外物也需要人的触碰，而且左手触碰右手的知觉来自于双方，人接触世界的知觉也同样来自双方。以上是对人与外物关系的解释。而梅洛·庞蒂还解释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相当于胡塞尔所说的“交互主体性”。正如前所述，人与世界的关系不是封闭对立，而是开放交流，人与人的关系也是如此。好比两位学者都带了笔记本，他们在谈话作记录的同时，还会交换笔记，交流对这次谈话的看法。没有一个人的知觉角度是绝对的，独立的，个人可以站在别人的角度，人与人的角色是可以互换的。自我与他人的这种“可逆性”，说明了意义、真理、价值是多元的，也是可以交流、转换、融合的，这使政治上的对话和更广泛的社会交往成为可能。梅洛·庞蒂还谈论了语言和思想的可逆性。传统的二元论认为，思想是内核、内容，语言是外壳、形式。语言常常不能恰当表达思想，导致思想和语言的分离。梅洛·庞蒂却认为思想和语言是意识活动的两个方面，它们本质是统一的。他区分了“使用过的词”和“正在使用的词”。人在最初发明某个词的时候，就把自己的思想固定在了那个词上，并流传下去成为具有固定含义的“使用过的词”。在发明词的那一瞬间，思想和语言是同一的。后人在重新使用那个词的时候，会遇到与前人相似而不同的生活情境。这样，“使用过的词”又变为“正在使用的词”，被后人注入了新的思想内涵，从而与该词从前的词义有所差别，但仍与被重新使用时的新思想相一致。在诗人身上，这种词语的内涵更新以一种非常灵活的方式进行着···这样，“使用过的词”与“正在使用的词”相互转化，它实际上就记录着人类意识的历程，表现着人类思想的不断更新。在晚期著作中，梅洛·庞蒂把语言、思维所展现的世界称为“可见的世界”，而知觉世界的本源则为“不可见的世界”。“不可见的世界”其实就是人在世界中的的“存在”（Being)。“存在”不是实体，而是一种先于意识的结构性领域，这种结构就是人与世界“对话”的先验形式。“存在”是一种“活语言结构”，是语言表达和思维活动，即“可见的世界”的来源和境域，是人与世界关系背后的最终“本体”。与康德提出的不可知觉的“物自体”本体相比，“存在”本体是可知觉的，却与“物自体”一样是不可描述的，不可见的。而且，如果说“物自体”是完全与人的存在无关的，物的自在实体的话，那么，“存在”则是与人息息相关的，外物与人共在的结构，是不纯粹的“物自体”。存在结构的不可见性，表明了人不可能认识纯粹的外在世界，人的认识其实是一种对世界的“介入”，实质上改造了世界。量子物理学中的粒子“测不准原理”就是一个有力的例证。在“可见的”和“不可见的”世界之间同样存在着可逆性。“不可见的”因素被意识反思，转变为“可见的”经验和意义。而“可见的”经验和意义会导致关于世界的理想的新观念，即思想和词义的不断更新，进而为人的未来开辟新的实践领域——这样，“可见的”经验和意义又完成了向不可见的人的在世“存在”领域的转化。梅洛·庞蒂赞扬了艺术对“存在”的直接表达性，认为不拘于形式规定的它，表达了一种先于反思的，世界的原初结构。与之相对应的是梅洛·庞蒂对现有操作性的科学的批评，他认为操作性的科学只知道“可见的世界”，却忽视了与最真实的“不可见的世界”的可逆性转化——即只重视规定性的经验，不重视主动性的实践和创造。梅洛·庞蒂对“可逆性”的广泛使用，体现了其哲学的“模糊性”——二元对立的模糊。他是想以此来明确：包括人在内的世界，其基质只有一种，就是他所谓的“肉体”。“肉体”是“存在”结构唯一的元素，没有主体和客体之分。或者说，肉体世界内的一切二元对立——身体－意识，主体－客体、自我－世界、思想－语言···都是模糊的，暂时的。梅洛·庞蒂实际上就以“知觉第一”的原则，透过知觉世界找到了一种关于存在的“一元论”。
17.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
现象学首先就是描述，描述既不是像科学解释那样寻找一些外在的原因，也不是像哲学的反思分析那样追问内在的原因和可能性条件，因为在这么做之前，在我们能对世界分析之前，世界已经给予了我们，因此，没有内在的人，人在世界上存在，人只有在世界中才能认识自己，不是世界的根源可以追溯到人，而是人总是已经在世界中了。现象学还原不应该还原到先验意识上去，相反，它应该切断我们对世界的习以为常，这么做是要让世界的矛盾性和无理由性得以显现出来，还原最重要的教训就是绝对还原的不可能性，“把握本质”只是我们把握我们在世的一种手段，“探讨本质”就是捕捉我们生动的原始经验，显示前反思世界，本质还原是显示在重返我们之前的世界之所是的一种解决办法，旨在同等地看待反思和意识的非反思生活。意向性是作用意向性，它是形成世界和我们生活的自然的和前断言的统一性，它在我们的愿望、评价、景象中的显现比在客观认识中的显现更清晰，它给我们提供的是原始世界本身，而不是在客观和精确知识中的世界。理性产生于经验本身，但理性不是主观理性，而是主体间理性，现象学的世界不是对一个先行存在的阐明，而是存在的促成，即哲学不是一种先行真理的反映，而是哲学使真理实现，真正的哲学在于重新学会看世界，但这种“看”不是无偏向的旁观者的静观的“看”，而是实践参与这个世界的“看”，是一种暴力行为。主体和客体一开始就处于一定的结构或格式塔中，所以我们无法直接诉诸实存或直接投入生命过程，而一定是在这个中间领域开始我们的原始经验和活动。直觉就是是意义、结构、各个部分的自发排列，直觉不是完全的澄明，也不是完全的晦暗，而是若明若暗，世界就显现在结构中。 意识本身作为行为的一种结构化，是从行为发展而来的，行为是人与其世界互动的结果，这种行为就是实存，实存是前意识的行为，即自在与自为之间的转变。结构和格式塔具有中介的功能，它们不是对经验的被动反应，而是对经验主动的组织，它们形成一个境域把人和其周围世界包容在一起，这个境域是不可超越的，又是可以超越的，结构是一个有意义的整体，行为首先是生命的自组织过程, 作为前意识活动, 它是自发完成的。 我们前意识的行为决不是随意乱来，而总是有章法的，即有一定结构，对结构的意识是后于结构的意识的，意识固然可以区分结构和它自己，但结构却不是它的产物，而是它的存在的条件，结构是一切事实和观念的条件，但它本身是存在，格式塔是世界的显现本身，而不是世界的可能性条件，格式塔是一个准则的形成，但本身不是按照一个准则实现的结构不是意识的产物，而是存在本身的一个向度，这个向度不仅可以在生命领域和文化领域里找到，也可以在生物领域和物理领域里找到。 知觉是一种前科学的存在经验，它开启了一条通向一切能显现出来的东西的通道，它是一切体验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基本前提，知觉是一切行为得以展开的基础，世界不是我掌握其构成规律的客体，而是自然环境，是我的一切想象和我的一切鲜明知觉的场，知觉是这个世界的得以展示的基本方式。 身体就是主体，是前意识层面的，在我们具有反思意识之前，我们已经在这世界上存在，但在世存在并非是在一个物理空间中存在，而是我们从一开始就与世界有一种互动或对话的关系，世界对我们是有意义的，而这些意义也决定了我们在世界的活动，在此意义上，世界属于我们，我们属于世界，即知觉世界，知觉世界始终是一切理性，一切价值和一切实存预设的基础，在知觉世界中，还没有主体和客体，只有身体—主体与它的环境，这是一个辩证的互属关系，一方面，身体—主体给予事物意义，从而构成它的环境，另一方面，它的环境又是它存在的基础，因此，若无人给予世界意义，世界将是无，若无世界，人也将是无。 身体是我们每时每刻体验到或体验着的身体，身体不能被还原为意识，这个身体就是身体—主体，只有在身体—主体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区分经验主体和先验主体，这个身体是一个自然的我的身体，我总是已经在世的我，它已经筹划了意义结构，但还没有有意识的操纵，同时，身体也是文化和习惯的身体，它积淀了丰富的历史文化内容，在这个意义上，身体是我自己的先行规定，我就是我的身体，身体的活动空间不是物理空间，而是生活空间，身体的运动是和知觉的活动密切相关的，它充满着意义，被构成的身体就在那里，这个空间是所有其他空间的起源，表达运动本身，是它把一个地点给予意义并把意义投射到外面，是它使意义作为物体在我们的手下、在我们的眼睛下开始存在，身体使我们的个人行为在稳定的个性中延伸，是我们拥有一个世界的方式。性也是我们在世界中存在的一种基本方式，因此，性行为体现了一种爱欲知觉，在这种知觉中，一个身体寻找另一个身体，性关系是人与人共存与相连的基本关系。 世界一开始并不呈现为我的世界，我与他人在这个世界中都有自己的位置，但也彼此关联在一起，存在首先是共存，他人是由于被我们的身体感知而进入我们的视野，当我的身体在感知他人身体时，在他人身体中看到自己的意向的奇妙延伸，看到一种看待世界的熟悉方式，从此以后，由于我的身体的各个部分共同组成了一个系统，所有他人的身体和我的身体是一个单一的整体，我的身体每时每刻是其痕迹的来源不明的生存，从此以后同时寓于这两个身体中，在我看来, 他人不再是我的先验场中的一个行为，在他人看来，我也不再是他人的先验场中的一个行为，在一种完全的相互关系中，我们互为合作者，我们互通我们的看法，我们通过同一个世界共存。 身体通过语言开启了人类共存的文化世界，作为行为和能力的身体，首先就是语言行为和能力，没有语言的身体是无法想象的，身体在表现、在说话、在与世界和他人的对话中，世界在我们面前渐渐展开。思想和语言却始终是一体的，言语是身体的一种姿态，它不仅指向一个具体的目标，而且也指向整个世界，它是身体意向性的一个典型例子，语言所记录的不是“我思”而是“我能”，语言始终非使用语言的人所能控制，这并不意味着语言的使用者对语言毫无办法而只有服从，相反，就像人既为环境所决定又能改变环境一样，人既受制于语言又能对语言有所创造。言语是个人日常的语言活动，语言则是言语活动的准则，语言是社会的，而言语总是个人的。虽然语言体现了人的社会存在，但言语往往能突破现成和给定的东西，创造出新的语言可能性，而言语不可能是纯粹个人的事，因为言语总是马上就变成一种交流，这是由身体的共存性所决定的，说话者和听者创造着一个将他们联系在一起的共同基础，说和听不是主动和被动的单向灌输过程，而是难分主动和被动的积极的交流过程和对话过程，在对话或交流中不是不同的心灵在发生关系，而是作为言语的我和作为言语的他人在交流，当我说话或理解的时候，他人在我之中，我也在他人之中，就我说的东西有意义而言，当我说话时，我对我自己是一个不同的他人，就我理解而言，我不再知道谁在说，谁在听。实际上，是语言在说，语言在听，语言就是我们，我们就是语言，语言只能从内部，通过它的操作被认识，它由沉默的声音唤起，继续着表达的努力，那就是一切存在者的存在。语言就是存在的展开和真理的产生过程，言语行为是人的基本存在方式，语言证明了人的共存性，语言不但是交往的工具，也是创造的工具，语言对自身的超越就是新的意义的诞生，语言的改变就是世界的改变，人只有听从语言的召唤时他才是人。
梅洛.庞蒂第一性质
是梅洛·庞蒂提出的一种学说。梅洛·庞蒂认为，感知体验不仅仅是获得外部世界信息的一种手段，而是与自己的身体有着内在联系的第一性质，身体是对世界的展开，感官器官不是独立的精神工具，而是身体的一部分，对与世界的联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莫里斯·梅洛-庞蒂的哲学思想
自约翰·洛克（John Locke）以机械论主导了有关知觉的理论，其中以行为主义为代表。打从写作《行为的结构》、《知觉现象学》的时期起，庞蒂已力图阐明这种机械论的谬误。他认为知觉是主动的，是向真实世界──胡塞尔（Edmund Husserl）所谓“生活世界”（Lebenswelt）──原初开启。知觉为先的理论，正建基于这种原初开启。根据胡塞尔的现象学，“所有意识都是对某物的意识”，暗示了思（actes de pensée，胡塞尔所谓“Noesis”）与所思（objets intentionnels de la pensée，胡塞尔所谓“Noema”）的区别，将思与所思的对应关系作为意识分析的基础。终其一生，胡塞尔的遗稿始终对庞蒂的思想影响甚大，研究过胡塞尔的遗稿后，庞蒂看到胡塞尔的后期思想与前期思想有矛盾之处，有许多现象都不能以纳入“思与所思”的框架，尤其是身体（既是主体，也是客体）、主观时间（对时间的意识既非“思”、也非“所思”）、他者（在胡塞尔的早期思想中“他者”的概念会导致唯我论）等现象。因此，“思”与“所思”的区别并非不可动摇的基础，只能说是较高层次的分析。据此，庞蒂并不主张“所有意识都是对某物的意识”，却提出“所有意识都是知觉意识”。现象学的发展由此转捩，一切都以“知觉为先”来重新考量。 笛卡儿以对感知的研究作为出发点，梅洛－庞帝逐渐认识到身体不只是一件物事、一个科学研究的对象，它同时也是经验的永恒前提，由向世界知觉性的开放和倾注（investissement）形成。他指出，对知觉的分析中必须将意识同身体的内在关系纳入考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知觉为先即是经验为先，因为处在知觉覆盖下的是一个动态和建设性的空间。因而，他的工作建筑了一个分析，同时对知觉的身体性以及身体的意向性进行了揭示，这同笛卡尔灵肉两分的二元本体论截然相反。然而虽然一些重要的分歧将他们二者相分离，庞蒂还是审慎地继续着后者的哲学。如此，他开创了一项对于个体在世界中的化身的研究，试图提出在一个纯然的自由主义和纯然的决定论之间的中间选择，作为一个“为我之身”和“为人之身”间的解理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