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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色诺芬有何作为
色诺芬是苏格拉底的学生，他编写了《希腊史》、《万人远征记》、《斯巴达政体论》、《居鲁士的教育》等著名著作。
贝希斯敦铭文的延伸阅读
当代尼赛亚地区真假司美尔迪斯之谜我们在猜的是一场永远不会有答案的谜语。也许的确有答案，答案就在历史老人的手心里——可惜凡人是无法知道的。他是谁？他在波斯宫廷里做过什么官职？他是自然死亡的吗？如果是自然死亡的，死于何时何地？如果不是，那么他死于何人之手？他是那个发动政变的穆护僧人吗？他自己信仰拜火教吗？如果他不是那个发动政变的穆护僧，那么这个穆护是从哪里来的？政变成功之后，他都做了些什么？最后，他哥哥冈比西斯二世是怎么死的？他是居鲁士大王的儿子，这一点大家是没有意见的。可是除此之外就没有一点共同之处了。甚至在古典时代的作家就对他的真实姓名争论不休，我们知道的就有：Smerdis(希罗多德)，Mardus(埃斯库罗斯)，至于在克尼多斯的克铁西阿斯（Ctesias of Cnidus）的《波斯史》中则称之为塔尼乌克撒尔克斯（Tanyoxarces），而在色诺芬（Xenophon）的《居鲁士的教育》一书中称之为塔纳乌克撒列斯（显然与克铁西阿斯的记录相象）。至于贝希斯敦铭文中则称之为Bardiya,巴尔迪亚。到目前为止，我们对于这位波斯王子的地位也是基本不清楚的，在他被亲兄弟杀死以前，实际上我们对他的活动一无所知。就拿我们最熟悉的希罗多德来说吧，他提到（历史第三卷，30节），他是波斯朝廷中唯一一个能拉开埃塞俄比亚人（或称努比亚）送来的强弓的人。这似乎告诉我们，直到BC525年8月冈比西斯二世征服全部埃及为止，司美尔迪斯还活着，甚至直到波斯王的间谍从努比亚返回，带回那把强弓为止，他还活着，而且还在埃及，冈比西斯的帐前。此后，冈比西斯将他送回波斯，并派其亲信普列克撒司佩斯（Prexaspes）将其谋杀。根据希罗多德在他处的记载，普列克撒司佩斯是通过一个名字也叫司美尔迪斯的穆护僧将冈比西斯的兄弟，波斯王子司美尔迪斯处死了。应该说，希罗多德的故事在这里讲得很不成功，既混乱又模糊，很多关键之处都是一笔代过，含糊不清。最起码的，司美尔迪斯怎么死的，他始终也没搞清楚。还有，希罗多德的记载与贝希斯敦铭文铭文中所提到的，冈比西斯在赴埃及远征之前就秘密处死了司美尔迪斯不能吻合。但是其他的两种来源，克尼多斯的克铁西阿斯的《波斯史》和色诺芬的《居鲁士的教育》中却又不约而同的提到，这位司美尔迪斯（不管这位王子的真名如何，我们姑且先入为主的称之为‘司美尔迪斯’吧）在远征前被任命为总督（satrap）。不同的是，色诺芬说他是米底总督；克铁西阿斯则说他是巴克特里亚总督（他还说那把强弓，不是埃塞俄比亚人送来的，而是某个中亚游牧部落的酋长送来的）。接下来的政变中，希罗多德说，是由两个穆护僧人策划的。他们是兄弟俩，分别叫帕提载铁斯(Patizeithes)和司美尔迪斯(Smerdis)。前者是冈比西斯出征期间的家务总管，后者则是亲手杀死司美尔迪斯王子之人。克铁西阿斯的叙述则说是某个名叫斯芬达达特斯(Sphendadates)的穆护僧，在向冈比西斯二世告密其弟Tanyoxarces(就是我们说的司美尔迪斯)图谋造反未获信任后，自己策划了政变，冒充司美尔迪斯政变并成功。那么到底是几个人策划的政变？近年来的研究工作使我们相信，是一个人策划了政变。因为考古发现告诉我们，在波斯宫廷，穆护的地位是不高的，只能做管理钱谷支度的小吏（绍兴师爷？）。而希罗多德所记载的Patizeithes恰恰不是人名，而是官名，在古代波斯语里面是“宫廷总管”之意。那么，很有可能是希罗多德自己错了，将宫廷总管司美尔迪斯发动政变的事情理解为是Patizeithes 和 Smerdis发动了政变。（其实现在的研究也证明，这位历史之父对于阿黑美尼德王朝的记录是非常准确的，除了冈比西斯二世时期之外。这段时期他的历史资料来源主要是埃及的神庙祭司和波斯王室记录，甚至有可能是贝希斯敦铭文末尾提到的“书于泥版与羊皮纸之上”的“雅立安文手卷”。故而可信度大打折扣。）其他的实例说明这位伟大的历史之父在波斯文的应用方面是要假手他人的，故而也有可能是他的波斯语通译自己理解错了？那么，这个在冈比西斯出征期间主宰波斯波斯宫廷事务的大人，究竟是谁？自从铭文被发现以来，这个问题就聚讼不已，直到现在仍然分成鲜明的两派，一派相信（基本上）希罗多德的记载，并依照考古结果做了一定修改，在前人的框架下得出了说得过去的结论；另一派则相信考古挖掘的结果，在考古证据不足的地方，再加上一些自己的“合理”推论，得出了自己的结论。相信希罗多德记载的历史学家的论点是：王子司美尔迪斯和穆护司美尔迪斯是两个人，虽然他们长得一模一样，只是有一个人少只耳朵。穆护害死了王子，成为了宫廷总管，自己篡夺了王位，最后被消灭在“米底行省尼赛亚之西卡亚乌瓦提什之城塞”(the stronghold called Sikayauvatis, in the district called Nisaia in Media)。这位穆护是个米底人，这点从他最后被杀的地点可以看出来。所谓“米底行省尼赛亚之西卡亚乌瓦提什之城塞”的地望，今人考证的结果是尼赛亚地区在今伊朗极西北部的西阿塞拜疆省与库尔德斯坦省交界处（见地图中被绿色环线标明之处），包括Maragheh, Miandowab, Sa’indezh,Mahabad（马拉盖、米扬道阿卜、萨因代日及马哈巴德）等几座主要城市。在Urmia湖东南80公里处的萨因代日（Sa’indezh），沿一条河流上行约40公里，就是昔日的Sikayauvatis堡（约在萨因代日与伊朗沙阿之半途）。该地自米底帝国时代起就是皇家行宫。这位篡位者在当权以后为何要躲到这里来？这里离帝国的行政中心——帕萨加迪（Parsagadae）大约有800公里之遥！只能是一个原因，他原来就是一个米底人!承认了这一点，则其他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他颁布的赦免徭役与兵役3年的惠及天下的施政大纲是因为这个米底人作为臣属民族对于亡国之苦深有体会，故而对帝国治下的诸民族由于冈比西斯连续3年的埃及战争带来的痛苦有切肤之痛。另外，大流士将这样一份文件铭刻在人迹无法到达的高山之巅，就是为了向他所崇拜的智慧之神阿胡拉马兹达表示尊敬。那么这个虔诚的信仰者会在这么一个庄严的场合向他的神撒谎吗？要知道，这可是拜火教所极力谴责的属于阿赫里曼阵营的恶行啊！作为统治帝国，神授君权的大流士一世会做这等傻事吗？反对派的观点是：首先，这位司美尔迪斯根本就不可能有一个一模一样的替身，以致身边妻妾仆从都分辨不出。应该注意到一个人物，那就是在论及薛西斯被立为太子一事时，希罗多德曾提到，薛西斯的生母阿托撒（Atossa）在波斯朝廷中具有极大的权威。她是居鲁士大王的女儿，先后是冈比西斯、（伪）司美尔迪斯和大流士的妻子。当年薛西斯就是娶了她才稳定了自己的地位，其后，司美尔迪斯和大流士上台以后也都不约而同的娶了阿托撒。（看来古代波斯的王位继承制度类似埃及?当血统不纯或者权威不够的国王登基时，一定要先娶一位出身高贵的公主为妻才能确立自己的正统合法性。）这么一个和三位国王共过枕席的女子，她的作用一直被人低估了——她会对自己的枕边人一无所知？她在这接二连三的政治巨变中始终位于暴风眼的中心，她会对这一切都无能为力？她在这些事件中起了什么作用？在各种版本的记载中都承认穆护僧在露馅以前曾长时间（时间从3年半到8个月）的被视作真司美尔迪斯。那么假如有个冒名顶替的穆护，既然阿托撒不可能不察觉到，而波斯内廷和外朝之间的交流又像希罗多德所言那样非常的方便，她怎么会一点动作都没有？答案只能是阿托撒是知情者！她参与了两次阴谋，分别TF了冈比西斯与司美尔迪斯。按照波斯人的习惯，国王在远征以前（居鲁士渡过阿姆河，大流士远征色雷斯）都要指定一个摄政监国。那么既然他的前任和后任都曾指定摄政监国，我们没有理由相信冈比西斯会在不指定摄政监国的情况下在埃及一停三年不回国都。以当时的情况而论，最有可能的监国人选自然是国王的亲兄弟，司美尔迪斯王子，而他的头衔应该就是“帕提载铁斯”(Patizeithes)，宫廷总监。此后，国王在埃及的战争进行的不是很顺利，特别是他对南方努比亚（埃塞俄比亚）的出征死伤惨重。在此之前我们已经知道，这位冈比西斯国王的脾气很不好，经常乱杀人，即使是普列克撒司佩斯这样的亲信也难逃儿子被射死的惨祸。如此，君王长期在外，战事不顺，再加上滥杀无辜，必然要激化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波斯帝国从居鲁士二世灭掉米底王国（BC553-550）算起才不过25年，居鲁士大王的权威主要是靠自己的威望而不是靠暴力建立的。肯定有很多人不能适应这父子两人统治方法的巨大差异，心怀怨望，遂生叛意。叛乱自然要有头目，司美尔迪斯是最理想的旗帜了，而阴谋者蛊惑司美尔迪斯政变的事情，也就是铭文说的“国人心怀异志，国内谣言风起，遍及波斯、米底以及诸行省”吧？至于新王颁布的大赦令，那是因为政变的初衷为了从好战而暴戾的冈比西斯手中解救这个国家，自然要采取一些激烈的措施更正冈比西斯的失误。考虑到司美尔迪斯原先可能担任过米底总督，它把自己的总部设在米底也是很正常的事。至于说到大流士的宗教虔诚心，不用我们多说，在《历史》卷3第85－87节记述大流士如何使计冒充神意当上国王的经过，再好不过的向我们解释了大流士到底有多么虔诚！所以，反对派的结论是：只有一个司美尔迪斯，不管他在政变前后所行何事，被人如何称呼，他和穆护高墨达是同一个人。考虑到司美尔迪斯死后，大流士总是称之为“Gaumata, the Magian”，司美尔迪斯很可能对拜火教有所偏爱。加之大流士声称他登基后的首要政绩就是“举凡穆护高墨塔所毁之庙宇，寡人为国人兴复之；举凡穆护高墨达掠夺之牧场、畜群、奴仆、房舍，寡人为国人兴复之。寡人处波斯、米底及他省之国人归其原位。举凡被劫掠之物寡人复之一如旧日。”那么司美尔迪斯在政变成功后看来完全不是波斯贵族预想的那样做个傀儡，而是大有作为，颁布大赦令之外，还在波斯帝国内部对财产关系和宗教信仰做了大量调整。由此而大大损害了很多人的既得利益（波斯帝国至此已垂30年），他们便伙同大流士等7人将此真司美尔迪斯除去。在反对派历史学家的眼中，高墨达之乱是这样发生的：BC525年，冈比西斯远征埃及，以御弟司美尔迪斯为宫廷总管监国留后，自引大军出征。夏，波斯军队侵入埃及，至是年8月，冈比西斯自称埃及王。但是他的征伐并没有在尼罗河的瀑布边停滞，他向南远征努比亚（埃塞俄比亚）向西远征阿蒙绿洲和利比亚人，都不顺利。关键是，战争无休止，而国王对贵人的态度却越来越粗暴。终于，BC522年3月11日，在波斯爆发了以御弟司美尔迪斯为首的叛乱。叛乱得到各地响应，在巴比伦的文书证明，司美尔迪斯迅速称王。司美尔迪斯向回师的波斯大军派出了信使，军中随冈比西斯出征的贵人可能在这种情况下作出了决断，抛弃冈比西斯投入司美尔迪斯的怀抱，以换取自己家人的安全和自己的荣华。这种讨价还价还有信使往来持续了一段时间，终于，交易达成了。冈比西斯被抛弃了，按照希罗多德的说法是死于病榻，但是贝希斯敦明文却用了一个波斯词，说是“uwamarsiyus amariyata”，近代的学者，从劳林森起都将其译为“（Cambyses）died by his own hand”，也就是自杀。但是现代学者认为这个词的意思不单单是自杀，还有更深一层“自取灭亡”“罪责难逃”之意。呵呵，听着象赵高杀秦二世以后的说辞吧！所以很有可能是冈比西斯被军中贵人遗弃以后被迫自杀。此事发生的时间，非常有可能是在铭文所提到的高墨达篡夺王位的BC522年7月1日，只有冈比西斯死了，司美尔迪斯的宝座才坐稳。此后，司美尔迪斯除了颁布大赦令之外，还在波斯帝国内部对财产关系和宗教信仰做了大量调整。由此而大大损害了很多贵人的既得利益，一个新的反对司美尔迪斯的阴谋又在波斯上层迅速酝酿成熟。首谋者并不是大流士，而是国王司美尔迪斯的岳父，大贵族Otanes，欧塔涅斯。大流士只是作为阿黑美尼家族幼支的代表，在最后阶段为新政变的合法性提供了新的素材而已。BC522年9月29日，毫无防备的司美尔迪斯被自己的岳父率领的一小伙贵族青年杀死在米底的行宫。大流士通过耍奸计登上王座以后，第一件事就是彻底废除司美尔迪斯的新政。同时，他的政权不住地强调自己的正统性——到处说明自己是阿黑美尼德家族的子孙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是实践证明这种解释是无用的，司美尔迪斯被弑仅4天，巴比伦就出现了尼丁图·贝尔叛乱——要记住从米底行省尼赛亚之西卡亚乌瓦提什之城塞到巴比伦并无皇家大道，所以不妨说几乎是在国君被弑消息传来的当日叛乱就发生了。此后大流士和他的6位同谋以及另外两位将军，用了一年时间才将各地的叛乱逐步敉平。也许正是得益于第二个自称司美尔迪斯的西贝货“波斯人瓦希亚兹达塔”叛乱的启发，大流士终于给死去的司美尔迪斯王子找到了一个合适的身份：伪司美尔迪斯，穆护僧。当他命令把这个文件在巨石上铭刻，在臣民中颁行的时候，不过是又一次耍了众神一把：司美尔迪斯王子自己成了伪司美尔迪斯，穆护僧，同时又是阿赫里曼的信徒，一个撒谎的人。这个话题在波斯帝国也就成了禁忌，也就难怪日后希腊史家写到冈比西斯死后的波斯政局时都不免要陷入大流士的**阵中不明所以了。
The education of Cyrus 是《居鲁士的教育》嘛，那Cyropaedia是什么意思
The education of Cyrus翻译成《居鲁士的教育》是正确的，翻译成《居鲁士劝学录》是很牵强的！其原因：古典传统并不缺乏“劝学录”这一文类，其名为 Protreptikos，亚里士多德等人便撰有相关作品。色诺芬此书不仅标题与导言中并无protreptikos出现，而且从内容上看，更应该属于 politeia（政教类）或bios（传记类）传统，而非“劝学”。Cyropaedia也是相同的意思——居鲁士的教育。
希腊文学的散文
在散文方面，公元前7世纪以后，用散文记录文件开始兴起。在早期散文著作中只有爱奥尼亚的赫卡泰奥斯留下一篇地理志的残篇，他还写过一篇关于古代神话传说和家族世系的历史。公元前6、5世纪间的希罗多德，被公认为古希腊第一个重要的历史家，他曾游历过东方各地，收集了不少传说故事，后来他的著作发展成为一部记录希腊与波斯战争的历史。他的这部著作文字流畅、庄重，不但是重要的历史文献，也是重要的文学作品，可以与中国司马迁的《史记》相比。在希罗多德之后，最重要的历史家是修昔底德，他比希罗多德只晚了20年左右，但他的历史却代表了另一时代。他是希腊历史学家中开始探索历史规律的第一人，注意各种政治因素，从而使历史成为科学。他是参加伯罗奔尼撒战争的雅典将军之一，得以深入了解当时的事件。他在书中常用历史人物的讲话反映双方当事人在重大时刻的思想活动。他的历史著作只写到公元前 411年。在他以后的重要历史家是色诺芬，写了一部《希腊史》，继修昔底德叙述411年以后的历史事件，写到公元前357年。色诺芬的历史著作不如修昔底德的那样谨严，但他对军事很内行。他的最著名的作品是一部《远征记》，叙述他参加波斯王子小居鲁士的希腊雇佣军，小居鲁士政变失败后，雇佣军的将领被杀，他本人带领这支队伍，历经艰险，从巴比伦附近转战千里，终于到达黑海南岸。这部书不但是真实的历史纪录，也是很好的文学传记。他还写过几篇纪念他的老师苏格拉底的作品，一篇虚构历史以寄托个人理想的《居鲁士的教育》，一些有关狩猎和驯马的文章等。相传他有不少著作传世，这说明他在古代享有很高声誉。公元前 4世纪间还有小亚细亚的希腊历史家埃福罗斯写过一部希腊通史，从远古的英雄传说写到他所处的时代。此外还有希俄斯岛的历史家泰奥彭波斯，也继承了色诺芬的传统，在叙述历史中掺杂一些道德说教，并注意修辞。修辞学和演说也是古希腊文学的一个重要方面。民主制度的兴起使得用于政治讲演和法庭答辩上的演说和修辞成为一种重要学术。约在公元前5世纪中叶，西西里岛实行的民主制度产生了演说家科拉克斯和他的弟子提西阿斯与高尔吉亚斯。公元前5、4世纪的智者派学者们都教授演说术。在雅典当时最重要的演说家是吕西阿斯，他的文字简洁明快，是公元前5世纪雅典散文的楷模。公元前4世纪前半叶，著名演说家还有伊塞奥斯和伊索克拉底，后者在雅典设立学院，训练出不少演说家。公元前4世纪最著名的雅典政治演说家是狄摩西尼，他的政治演说富于雄辩，充满感情。他作过不少演说来鼓动雅典人反抗马其顿的扩张。他还有一个著名的对手埃斯基涅斯，后者只留下三篇演说。在狄摩西尼和埃斯基涅斯之后，由于马其顿的统治窒息了雅典的民主制，演说术即告衰落。公元前4世纪是哲学著作方面最辉煌的时期，这时的著名哲学家苏格拉底常用问答方式教授他的学生，因此出现了哲学对话这种形式。苏格拉底本人并不从事著述写作，他的学生曼诺斯和安提西尼等首先用对话形式写下苏格拉底的语录，但他最著名的学生是柏拉图。苏格拉底死后，柏拉图共写下40篇对话，其中文艺性最强的是《斐德罗斯篇》（又译《斐德若篇》）、《会饮篇》等。他写了一篇纪念苏格拉底之死的文章，把这位哲学家被判处死刑时的情景加以理想化。他还写了《理想国》10卷和《法律篇》等。后来写的一些对话偏重于哲学推理。柏拉图最好的文艺对话有很多当时情景的描写，很象美妙的散文诗。他的“对话”是古希腊文学中伟大的散文著作。柏拉图的著名学生亚里士多德是另一位古希腊著名学者和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著作非常丰富，遍及古代科学各个领域，但流传下来的只有哲学和自然科学的讲稿笔记，看不出多少他的散文风格。亚里士多德有关文学的著作流传至今的只有他的《诗学》和《修辞学》，在文艺复兴后对欧洲的文艺理论产生了很大影响。他的学术著作主要是通过他的继承人泰奥弗拉斯托斯被保存下来的，后者的著作大部散失，只留下两卷研究植物学的科学著作和30篇《性格种种》。
色诺芬的主要著作
⑴《希腊史》(Hellenica)色诺芬是抱着续补修昔底德(Thucydides)《伯罗奔尼撒战争史》(The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的目的开始写作史学著作的。这部《希腊史》所叙的史事始于公元前411年，而且恰好从修昔底德断笔的句子开始衔接，止于公元前362年的曼提尼亚战役。由于色诺芬本人就是一位活跃于当时的政治家，对那个时期希腊各邦的各种事务比较熟悉，有许多甚至是亲身所经历的，因此该书所记载的史实比较可靠，为后人研究公元前5世纪末和公元前4世纪上半叶的希腊历史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文献资料。在这部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忒拜和斯巴达争霸的经过、以及希腊各邦在长期的战争中互相削弱的情形。这部《希腊史》的前后体例不太一致。在第1卷中，色诺芬严格地按照修昔底德的编年顺序叙述史事、一直写到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结束，文笔也显得有些拘谨。从第2卷开始，他的叙述开始生动起来，涉及的内容也显得丰富多彩。另外，色诺芬在书中也采用了记载演说辞的方法，试图通过历史人物自己的语言和行为来显示其性格。由于他与当时的许多风云人物都有交往，因此该书中的许多篇章带有回忆录的性质，留下了许多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总的说来，色诺芬无论在治学态度上、还是在取得的成就上，都难以与修昔底德和希罗多德相比。他对历史事件及其因果关系缺乏深入细致的研究，也缺乏修昔底德那种科学的批判态度和求实精神。他相信神谶、梦兆和预言，相信人世间万事万物都受着神意的干预。同时，该书还明显地反映出色诺芬袒护斯巴达的倾向，从而开辟了西方史学中的一种不良风气──为亲者颂、为尊者讳，以个人的政治好恶来选择史料和评判史实。这种风气的出现，是与公元前5世纪晚期希腊政治领域和文化领域中虚假粉饰之风的兴起相适应的，可以说是虚夸之风在史学领域里的表现。后来，这种风气随着古希腊城邦危机的不断加深而继续发展。希腊化时代出现的专为君王歌功颂德的御用史学，实际上就是这种“半历史的”或“非历史的”治史倾向的极端表现形式。⑵《万人远征记》(Anabasis)这是色诺芬最广受好评、流传最广泛的著作，是根据他率领那支希腊雇佣军历尽艰辛、从波斯回到希腊的悲壮经历而写成的。虽然他在书中对自己的作用做了夸张描写，但是它为后人提供了有关希腊雇佣军与波斯帝国的许多真实细节，而且还记录了雇佣军所经过的地区的地理风貌和人情习俗，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另外，此书还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古代军事教科书，向后人提供了古代希腊人的用兵之道及其实际战例，对后来的希腊兵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一直延续到现在。据说马其顿的亚力山大在同波斯帝国军队决战时，就曾利用过此书。这部《远征记》既为色诺芬赢得了军事家的英名，也为他赢得了文人的盛誉。他以逼真的手法描述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受，使之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戏剧性感染力，从而成为古希腊文的范文之一。 ⑶《斯巴达政体论》Constitution of Sparta(又名《拉西第梦的政制》Constitution of Lacedaemon)这是一部政治制度史著作。色诺芬假装在书中把斯巴达的政治制度理想化，备加赞赏；实际上不着声色地抨击了斯巴达的制度，认为斯巴达的制度欠缺本质的节制，实际上没有正确地处理欲望、虔敬等问题，并且否定了斯巴达的美德。该著作是按羞敛原则（rule of bashfulness）进行教诲的典范。⑷《居鲁士的教育》(Cyropadia)色诺芬最出色、最博大精深的政治哲学著作。这看似是一部类似于“乌托邦”式的政治著作，也有人说它是一部“哲学小说”：看起来色诺芬通过叙述居鲁士的性格、品德和生平事迹，提出了他自己理想中的培养政治家的方式，同时也阐发了他自己的济世方略。但实际上，色诺芬是巧妙地采取了隐微的笔法，通过对居鲁士的反讽深刻地阐发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居鲁士的教育》中的亚细亚可以被看作一个作者精心构造的政治社会。此出的主要内容包括：如何处理政治社会的各类人，如何实现王政，节制与正义的关联，习俗在王政中的位置，政治社会中“神”的安置，友爱的实质以及友爱对政治社会的意义、王政与爱欲之关系等重要政治哲学主题。⑸《回忆苏格拉底》(Memorabilia)这是色诺芬为其师苏格拉底写的一部回忆录。他在书中对苏格拉底的学问、道德和石破天惊的口才做了相当逼真的描述。虽然他对苏格拉底的学说和思想的理解比较浮浅，远不及柏拉图的同类著作来得深刻，但是此书对研究古希腊哲学史和古希腊社会史仍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作为苏格拉底的学生，色诺芬对老师怀有深厚的感情，他著有《回忆苏格拉底》、《苏格拉底的辩护》、《会饮篇》等。色诺芬不是个哲学家，因此有人认为他并不能真正记载的苏格拉底思想。也有人认为，他因为不懂哲学，更能够记载一个真实的苏格拉底，这是相对于柏拉图常常借苏格拉底的言论而发表自己的看法而言。⑹《阿格西劳斯传》(Agesilaus)这是色诺芬为了凭吊他的已故好友、斯巴达国王阿格西劳斯而写的一部传记。他感激阿格西西劳斯的知遇之恩，对传主赞赏备至。此书不仅为研究斯巴达社会史保存了不可多得的史料，而且与伊索格拉底的《艾瓦格拉斯》一起草创了西方史学编纂中的传记体裁。⑺《经济论》(Oeconomicus or Economics，亦译《家政论》)和《论税收》这两部著作是现今流传下来的古希腊最早的经济专著，集中反映了色诺芬的经济思想和对经济活动的主张。《经济论》是一部语录体的著作。全书共分为两大部分。在第1部分中，色诺芬借苏格拉底之口阐述了农业对国家经济的重要性，认为农业是国民赖以生存的基础，是希腊自由民的最重要的职业；然后又讨论了人们应当如何用最有效的方法来管理好自己的家产。在第二部分中，色诺芬提出：主持家务是妇女的天职，家政训练应该成为女子教育中的特别项目。总的看来，色诺芬拥护自然经济，反对雅典所采取的发展商业和货币经济的方针。他根据奴隶制自然经济的要求，确定了奴隶主的经济任务，主张把奴隶主的家庭经济管理辟为一门专门学问。《论税收》是色诺芬晚年的作品。它主要讨论了如何改进雅典的税收制度的问题，主张要在不增加税收的前提下维持雅典的财政平衡。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一些当时雅典的财政状况。色诺芬一生经历丰富、著述众多。但是长期以来，西方史学界和学术界对他在西方史学史上的地位和贡献却评价不高。英国史学家约翰·布瑞在他的《古希腊的历史学家》一书中，曾这样说过：“色诺芬在史学领域和哲学领域中，都是一个浅尝，他略有文才，写过多种多样的著作。只有把那些著作加在一起，才使他在希腊文苑中占有一席之地。实际上他的才智是平庸的，不能深入地观察到事物的本质。如果他生活在现在，也许是个第一流的新闻记者┄┄。就史学方面而言，他的真正贡献是写了一些回忆录。”我们认为：尽管色诺芬在研究和理解历史的深度上不及修昔底德和希罗多德，但是在观察和表现历史的广度上却有他自己的特点：角度新、视野宽。与此同时，公元前5世纪末至4世纪初的希腊史事，主要是靠他的记载才流传下来的。因此，色诺芬在西方史学史上的地位和贡献是不容抹杀的，也有人把他和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并举，称他们为“古希腊3大史学家”。
